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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快活林（第2页）

仁宗这增长的三百七十九万户就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

仁宗之盛可以想见。

贞观之治时期人口只有三百多万户，开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万（开元二十年全国民户数为780万户）。

而“仁宗盛世”

一千多万，包拯得出的结论“自三代以降，跨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越汉，未有若今（仁宗盛世）之盛者”

相当客观。

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称宋朝“太平之极也！”

是有道理的。

大文学家曾巩自豪地说：“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那是千真万确的！

再说税收，北宋末理学家叶水心在《应诏条奏财总论》说：“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

一再倍就是四倍。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国初至绍熙天下税收数”

中记载道：“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

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

天禧（真宗年号）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佑（仁宗年号）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

宋太宗时期一年国家税收货币岁入数已是唐朝最多货币岁入时的两倍了，到宋仁宗时已是的四倍以上了。

其实唐朝极盛时玄宗时最高的货币岁入只有二百万缗，而宋仁宗庆历年间最高时的货币收入达到四千四百万缗。

两者相差多少倍呢？“仁宗盛治”

时最高的商税是两千二百万缗。

“仁宗盛治”

只是的商税货币收入就是“开元盛世”

的全部货币收入10倍以上。

唐朝前期每年货币岁入之所以如此低，主要是商业不发达，没什么收入。

大部分税收来自农业，以实物税赋为主。

以货币加实物粟、绢、绵、布等总数计：玄宗时天宝八年，唐政府把租、庸、调、地税、户税所有收入，数额加起来共五千二百三十万（贯、石、屯、疋等计量单位）。

而这样一个数额《通典》作者唐朝的杜佑已经指明：“其时钱谷之司，唯务割剥，回残賸利，名目万端，府藏虽丰，闾阎困矣。”

这个数字是不正常情况下“唯务割剥”

取得的高额数字，这也是整个唐朝税收的最高数额。

可以肯定“开元盛世”

之时的税收远远小于五千二百三十万这个数目。

而且这个数字不止是税，很大部分来自于庸、调。

唐朝赋税真正的重头是庸调。

所以这个数字水分太大。

即使这样和“仁宗盛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