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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1页）

可以说，是法家思想使“秦国”

变成了“秦朝”

，但是，这也造成了秦统一以后迷信法家学说的潜在危机。

贾谊在《过秦论》（中篇）中写道：“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

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

——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秦从战国到统一天下，它的路线没有改，他的政令没有变，所以秦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

法家认为，“民之内事，莫苦于民，民之外事，莫难于战1”

。

为了让人民努力耕耘、作战，必须让人民处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才能让他们听话。

也就是说，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民弱国强，国强民弱。

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2”

但是——但是法家没有意识到，当人民被剥削、贫弱到不能生存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仰仗统治者恩赐下的那一点点食禄，而要自己去夺食！

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将不复存在。

在“秦国”

时期，外部矛盾远远大于内部矛盾，法家思想的弊病尚未显现。

但是在“秦朝”

时期，因为之外部约束力量丧失，君主的私欲极端膨胀，弱民理论被推向极致。

极端化的理论指导了极端化的政治实践。

北伐匈奴、南戍五岭、修阿房宫、造郦山陵……以至于“田租、田赋二十倍于古”

。

同时，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曾说过这样的话：“重一奸之罪而正境内之邪……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

，“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

3”

也就是“杀鸡儆猴”

。

那只鸡要重重的杀，猴子才能安安分分的。

当秦朝劳役进一步加重，为了镇压百姓的怨声载道，自然要更重的严刑峻法。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与其说导致人民暴乱的是“秦法”

，倒不如说是过度的“劳民”

。

但是统治者们没有料到的是——过于严酷的劳役下，那些贵族们从没有放在眼里的升斗小民活不下去了，他们眼里淬着愤怒的火焰，从田间地头、从劳役之地、从长城脚下抬起了总是低着的头，握紧了手上的工具。

极度的剥削造就极度的反抗。

于是，秦末陈涉吴广于大泽乡站起身子，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李斯出神地看着天幕对于法家和秦朝内政的剖析。

他少年时“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后来修习法家的“术”

、“势”

。

后世人常常笑谈，荀子的门人总是“欺师灭祖”

。

李斯、韩非去搞法家了，张苍成了历算学家，陆贾“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

，融汇儒家、道家及法家思想，倒像是一个杂家。

儒家的本质倡议是从“性本善”

论上升到的“仁政”

，是血缘伦理、道德、政治合一的为政理念。

但是荀子最广为人知的理念是什么？是“人之初，性本恶”

。

如果人性本善，那么人与人之间会很容易理解和宽容。

道德自觉下，用仁、义、礼、智、信就能规范人们的生活。

但是如果人性本恶，那么对不起，为了形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只有在道德自觉之外建立一套强制机制，来制约人的欲望和行为。

法制应运而生。

所以李斯的整个思想是建立在“性本恶”

论基础之上的，是“好利恶害”

的。

李斯的思想理论如此，他的为人也如此。

在秦始皇发怒，要驱逐所有六国之人时，李斯一篇《谏逐客书》以情文并茂的文笔打动了嬴政，使得其承认六国之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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